忆陈永昌先生  周贤望

忆陈永昌先生

周贤望

我与诗人陈永昌先生只见过一面，是在十年之前。2011年，我跟着冯亦同老师和陆新民诗兄等一行20多位诗人，去参观建设中的泰州长江大桥。我与永昌先生当时没什么交谈，但我记住了他温文尔雅的样子。

几年后，冯亦同老师发现我写了不少旧体诗，就把我介绍给了永昌先生。由此开始了与永昌先生的邮件往来，先生给了我极大极多的鼓励和相当溢美的赞赏。不说旧体诗词创作上的交流，我的那篇《我对当代格律诗写作的几个观点》一文，就是永昌先生“逼”出来的，本来只有400多字的观点，后来写成了4000多字的诗论，永昌先生把此文发在江苏省诗词协会的《江海诗词》上。

再后来加了微信，交流起来变得方便了。我在微信上说我曾见过他，他说完全不记得了。在微信交流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称呼他为陈老师，他居然不允许。我就奇了怪了，不称呼老师那怎么称呼呢？这不是在西方某些国度，父子也可直呼其名的，这里是中国社会哎！我说，那就称您“先生”吧，他说那更当不起。我就想，总不能称兄道弟喊同志吧，要是那样子，也显得我太没大没小没文化了。读书人知书达理，毕恭毕敬。不能那样啊！我也烦不了，决定称他为“先生”，并说“您年长我20多岁，岂不是先生的么？！”他发了个笑的表情，但还是不允许。最后我说，怎么称呼您，这是我的事，答应不答应，那是您的事，我就称您“先生”了，国人在称呼问题上太花哨，浪费了太多的聪明才智，此事今后不议！

交往几年来，感觉好像除了旧体诗词，我们没谈过别的话题。也因此，我能更多地接受先生在诗词上的教益。

写旧体与写新诗不一样。写旧体的人喜欢交流，相互批评指正，有时候能为一两个字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动粗口，但过一会儿又好了，跟孩子一样。写新诗的呢？在一起玩归玩，喝酒可以，但不谈诗或极少谈诗。我同永昌先生，虽然也都写新诗，但只谈旧体。他会对我说：你那个字“X”改成这个字“Y”，你看看是不是好一点？！我通常都会说好点。可是他过一会儿又发微信来，说还是你那个“X”字好点，不用改成“Y”了。先生有一次还感慨了一番，说：诗人之间要平等才能交流，你把我抬高了，我就不敢说错话，而只能说正确的话，那还能叫交流吗？！

写到这里，我忽然泪如泉涌。

左起：吴晓平、龚惠民、陈永昌、铁凝、林震公、蔡之湘、叶庆瑞。（胡剑明兄提供）

前一段时间，我在微信上发了一首旧体诗请先生指点，却没回音，我以为他忙或没看微信。谁会老抓着手机看微信呢？便过去了。后来又这样两次，还是没回。事不过三，我就算了。可是有一天，我翻手机时，忽然发现先生前几天发来了很多话，全是关于旧体诗的，等我回复，又没有回音。

再一段时间以后，才偶尔听到冯亦同老师说漏嘴了，方知永昌先生在医院，我说去看看他，冯老师说医院不给看，我心想，那就等他出院吧！前几天，我想起来又问冯老师，能不能带我去看看永昌先生，冯老师还是说“不给看”。我想问“为什么”，但不敢。当然我也根本就没有往那个方面去想。

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我在《今古行吟》上编发由李志强、杨薇、恽志华等3位老师朗诵的有关纪念屈原的我的作品，睡得晚，起床后又发现其中的一首旧体诗七绝竟然被书法家胡业龙先生写成了条幅，正忙着感谢和在微信里“显摆”哩，却在微信群里看到冯亦同老师转发的佟云霞老师写的悼诗《悼诗家陈永昌老师》：

诗人节里悼诗人，

云暗天低泪占巾。

东苑梅花三弄雪，

从今学子怕吟春。

唉！原来永昌先生已于今晨仙逝，顿时有一种“无常”感袭来。今天是端午节，也是诗人节。回头一想，生来死往。永昌先生是一个诗人，选在今天走，好跟跟屈原同日死，虽然相隔了2299年，这或许是他的宿命吧！常言道“秀才人情纸半张”，我也赶忙在群里悼念，作《惊闻诗家陈永昌先生仙逝》：

端午年年悲屈子，

谁料今始哭陈公。

平生最怕诗人节，

从此伤心更不同。

毕，忽然想起前天在鸡鸣端午诗会上，得到了一本诗集，还没来得及拜读，便从包里拿出来，一看，竟然是永昌先生的《冬花集》，赶忙翻开，非常奇怪，竟然一下子就翻到了42页，一眼就看到了永昌先生与我的唯一一次“唱和”，以前由于我感觉他写得“过于高看”我了，从不敢示人，可他却收在集子中了，还附上了我题赠于他的这唯一的一首诗，今天也拍照留存于此，算是一份怀念。诗中的诗坛“宿将”的称谓来自评论家对他的评价，“银杏”的“千千眼”，则来自永昌先生上一本诗集《秋光吟》中的《银杏》这首诗，写的是风一吹来，银杏树的叶子就像很多很多的眼睛在看人世的风景，极其形象而又有韵味。如下：

祝永昌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