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杂志往事记忆  吴野

《青春》杂志往事记忆

吴野

最近青春文学院正紧锣密鼓地开展冠名活动，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1979年《青春》创刊前后的情形。

1979年是南京市思想解放运动极为珍贵的时段。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周伯藩思想开放，卓有见地；下放在苏北的干部纷纷回城，南京市文联筹备恢复活动。著名作家方之积极向文联党组成员斯群建议，办一个着眼于培植文学青年的刊物。斯群立即将他的意见通过党组向市委反映，并亲自到周书记家慷慨陈词，直抒己见。周书记是北方人，办事爽快，当场拍板表示同意。同时反过来问斯群和方之，刊物准备取一个什么名字。斯群一愣，是啊，刊物方针定了，孩子就要诞生了，名字怎么没有想好呢？方之脑筋快，接过来就说：“办《萌芽》！”《萌芽》杂志是文革前上海培养青年作者的知名刊物，主编哈华曾亲自到南京来组过稿。杂志在文革中被停，至1979年时还未解封。

得到周书记的首肯后，斯群和方之便开始搭建编辑班子，并组织编辑深入工厂农村组稿。参与编辑工作的有李锡焕、陈建、曾传炬、邢熙坤、曹立侃、马绪英、杨光中、顾伯岭、张祥泽等同志。我和顾小虎、周梅森、梁晴等年纪较轻，是作为新鲜血液调入编辑部的。

当时南京市文联和杂志编辑部在鼓楼检阅台办公。夏天气温高，我们都打着赤膊看稿。方之患有严重的肺心病，手里捏着薄薄的稿纸都会喘气，但他身上像有一把火在燃烧。我望着他单薄的身体，心想这个拼命三郎真是不要命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精力？

斯群丈夫傅圣谦在市文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她在市文联，夫妇俩都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方之属于年轻的老革命，参加过“5.20”学潮，建国后在团市委工作，出版过《浪花与石头》。在文革前能够出书者凤毛麟角，青年人有著作更是了不起。1957年因为与陆文夫等人筹办《探求者》刊物被打成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矢志初心，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塑造中国农民优秀形象的小说《出山》。直到文革结束后，方之在生命即将耗尽的时候还四处呼吁：“办萌芽！”但南京的刊物总不能用上海的名字吧。斯群与方之起了好几个名字都不满意。编辑部又分出两拨人马大江南北地跑，征集上来一大堆名字，两位领导还是不满意。最后，勉强在其中选用了《青春》。用这个刊名的理由，就是前苏联最有影响的青年刊物就叫《青春》。尽管斯群想追求更好更完美的刊名，但最后她也只能叹了口气说：“再没有好的了，就选这个有点像牙膏的名字吧！”

《青春》的编辑方针是“为无名者铺路”，并规定了现在许多刊物做不到的纪律：“作者必须在35岁以下；编辑不允许在上班时间写作，更不允许与其它刊物编辑交换稿件”等等。我和王德安，叶庆瑞，郭浩等都是诗歌组培养的青年作者。试刊号上我和老叶合写了一首献诗，马绪英修改了几遍，我和老叶便建议加上老马的名字。但我们加一次他就删一次，直到正式出版，作者还是我和老叶两个人的名字。

刊物试刊号十月份发行，印刷厂来了几次电话询问印刷数量。因为滚筒机一分钟就是几千份，数量要准。斯群的心情比我们紧张，让我们大家估猜预订数量。我们报的数字一般都是八千、九千，没有超过一万的。于是斯群一上班就站在电话机旁，不断地给邮局打电话，催问订数。终于，邮局的电话来了。斯群用手捂着耳朵大声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随后她放下电话筒，差一点哭出声来：试刊号预订数32万份！编辑部里一片欢腾。后来有的地方买《青春》要排队，有的地方买一本《青春》要搭一本不热销的杂志。于是接下来就是印刷纸张供应的难题，因为印数很快就翻成60多万份了。为了保证印刷用纸，斯群动用了许多老关系，请省市领导出面批条子，甚至批大桥牌自行车到东北去换木材，然后再用木材换纸张。李锡焕和我都到北京和东北跑过这些事。当时陈洪根在南京军区印刷厂工作，他插队时曾是公社的文化站站长，爱好文学。所以他也为保证《青春》的用纸出了不少力，后来索性就调进了编辑部专门跑这些事。那时调进来的还有从淮阴返宁的李潮。

苏童、梁晓声等著名作家都是在《青春》发表了处女作，王蒙作为前辈辅导，连载文学理论《当你拿起笔》。方之的小说《内奸》这年获得全国小说一等奖，由妻子上北京代领，《青春》试刊号他连样本都没有见到。因为这个把生命献给文学事业的《青春》杂志缔造者、情系文学青年的著名作家已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