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我经历的时代变迁  俞思义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我经历的时代变迁

俞思义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康。

我已89岁，亲眼目睹了时代的变迁。我经历的事情太多，只捡我生活中点滴琐事写出来，供大家参阅。

1937年躲避日本鬼子，刚刚四岁的我随着家长逃到了农村。才去没多久，住处就遭遇抢劫。据家长说，一天半夜时分，来了一群蒙面持刀的人，要我父母交出金钱首饰。他们打开箱包将银钱细软全都拿走。当时父母只要求他们不要吵醒睡得正香的我，他们应允了。幸好我身子下面还压着一些银钱，否则实在没法生活。那个年头，只要钱而未伤害人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那段日子，生活十分艰难。没有肥皂，只能用草木灰浸泡的水来洗衣服，用猪胰子和些许碱粉捶打成团晾干后用来洗脸，用皂角洗澡。用猪胰子做成的叫胰子，所以称肥皂为洋胰子。

隔了一年多，局势已稍微稳定，我们又回到城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总能远远地看到，城门口日本鬼子端着枪，牵着凶猛的狼狗，逼着一些进城的人跪在路边，有的头上还顶着砖头。据说都是因为进城时没有口喊太君并向鬼子鞠躬。后来我的一位表兄被日本鬼子怀疑通共，被施以酷刑——强行灌水到肚子里再挤压吐出。后虽缴钱保释，但大病一场。我年龄虽小，但是一种屈辱感油然而生，在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到了上学年龄，我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当时中国人还只能用毛驴或独轮车作代步工具，而美国校长等人却骑上了摩托车。因此那时我对美国很有好感，也非常羡慕美国。可是有两件事改变了我的认识。一件事是发生在1946年的北京沈崇事件。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而国民党起先不让媒体报道，但纸包不火，除了中央日报，其余报纸纷纷报道。于是群情激奋，全国各地数十座城市群众游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并且要美国大兵滚出中国。我虽然只是初二学生，但也义愤填膺（这是铁的事实，不容否定）。还有一件事是，在宋美龄开办的中山东路励志社，美国人打棒球时，一个球打偏了，砸中场边一个少年的肚子。这少年立即倒地呼痛。可是一个美国人跑过来把垒球捡走，对这少年竟不理不睬。还是看球的一位大人抱起这少年赶赴医院。这是我亲眼所见。美国人如此草菅人命，实在可恨。再加上抗美援朝期间美国扬言要打过鸭绿江，到中国东北过圣诞节。更增加了我对美国的愤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重庆回到南京。那些要员带着“格老子、鬼儿子”等四川腔调，骂沦陷区的学生是伪学生，甚至称他们带回的小老婆是“抗战夫人”，这曾激起众怒。但不管怎样，大家还是满怀希望能过好日子。没想到从1945年到1948年仅仅三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             

有人做了分析：以抗战前1937年6月为标准，截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了500万倍。国民党企图用新的金圆券代替法币，以挽回金融危机。1948年8月以金圆券一元兑换300百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是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到1949年1月，物价比发行金圆券时上涨了一百倍。仅仅半年多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万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乃至五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那时自行车龙头上挂着两捆钞票去买东西的情景累见不鲜。

物价飞涨、货物短缺与疯狂抢购相伴随。老百姓拿到纸币后必须立即购买银元或物资，以减少损失。一次上课时，老师突然要学生自习，声称自己有急事要办。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发薪金，这位老师要急着去换银元。那时不换银元，就要购买物资。南京所有商店都被抢购一空，就连新街口南边木料市的棺材都卖空了。

记得当年鼓楼鸡鸣酒家所在地，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一个银元兑换点。因为是按官价兑换，兑换的人排了很长的队伍。可是兑换时间一到，队伍全乱了。有人踩着别人的肩膀抢到排头，不时的出现斗殴。而一批黑社会的黄牛凭借武力，控制了兑换现场。

一些买不起粮食的人，就去抢劫粮行。有一次一个骑三轮车的人抢了一车粮食，半路上又遭遇抢劫，连轮胎都被扒了。

解放前夕的南京，民不聊生，混乱到了极点。而这时国民党，不顾百姓死活，却在争权夺利。

1948年在南京国民大会堂（现改名人民大会堂）由国大代表选举总统，候选人是蒋中正和居正。1948年3月，蒋一再找胡适恳谈，愿将首届总统的大位让给他（因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北洋政府的合法性，过去的总统都不被认可）。胡适表示感谢并说：“我承认这是(蒋公)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我接受了”。（《胡适全集》第 33第 683、684页）后因胡适未能得到国民党上层多数票的支持，以致空欢喜一场，没有当到总统，连候选人都不是（他一辈子帮助蒋介石反共，被列为战犯）。后来，蒋中正没有悬念地当选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是李宗仁和孙科。经历了好几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当选。而蒋介石属意的孙科却落选。当时南京街头装了好些扩音喇叭，只听到有人不断唱票：孙科、李宗仁、李宗仁、李宗仁、孙科……。直听得群众意乱心烦。

李宗仁是桂系的头儿，白崇禧是他的得力干将。南京的《救国日报》是桂系的喉舌。报社就在新街口新华书店东侧的一座小洋楼（现已被拆）。当时主编是龚德伯，他号称“龚大炮”，凡是看不惯的，他都要骂一顿才解气。选举总统期间他大骂孙科，以致激怒了孙科和广东代表团，张发奎、薛岳亲率60多名国大代表，分乘两辆红色交通车，直扑《救国日报》，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而报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甘示弱，奋起还击，一时间椅子、棍子、墨水、浆糊、排字盘满天飞。后来，立法院出面让广东派系赔偿一些钱，不了了之。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可见一斑。

1949年4月1日，是国民党政府代表启程赴北平参加谈判的日子。南京学生们决定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中央大学（当时地址在今东南大学处）、金陵大学（当时在今南大处）等十多所学校的6000多名学生，从中央大学浩浩荡荡向国民党“总统府”进发。游行队伍的四周，军警密布。学生们毫不畏惧，高呼着“拥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假和平”等口号，继续前进。国民党军警在学生们返校途中，大打出手。打死三人，打伤数百名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京“四·一”惨案。

那一天学校停课，我一早就到堂姐家去玩。她住在国府路后街（现在的长江路后街）经济部宿舍。当我回学校时，距离长江路不远处，一个国民党军人一把抓住我，我很吃惊。他对我说：“你赶快退回去，前面看到学生模样的人就打，已经死人了。”他还说他是伙夫头。我于是又转回到堂姐家，避免了那次灾难。

南京虽然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但仍然破败不堪。就连广州路一带都非常荒凉。从干河沿到随家仓，沿着广州路南沿，全是一片片菜地。北沿现在儿童医院处，那时是教会办的圣心儿童院，临街是一座座坟茔，埋着那些死去的儿童。晚上走在那条路上，路灯昏暗，阴森可怕。直到1950年初我在金中住校读书时，晚上都不敢出门。不仅因为荒凉，还因为校门外有黑社会人员及站街妓女。南京市中心地带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破败荒凉，可见一斑。

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生活在繁华都市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

祝贺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南京的变迁只是全国沧桑巨变的一角。有了共产党，我国才换了人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