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开创诗词创作的新局面  王国钧

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开创诗词创作的新局面   王国钧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博大精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在新时代开展诗词创造活动，必须以此为指导思想。

一、诗词创作的主题必须弘扬正能量

习近平同志说：“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因此，我们在诗词创作中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弘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以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来写作，以达到鼓舞人心，激发动力，凝聚共识，推动进步的作用。而不是把诗词作为宣泄个人情绪的工具，发牢骚，表怨气，写低级趣味。要弘扬正能量，就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把自己的情绪与人民大众的要求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的洪流，从而在表达个人情感之中表达出人民大众的呼声，从“小我书写”走向“大我书写”。其实，对于诗（尤其是《诗经》）的社会功能孔子早就提出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主张，其出发点就在于弘扬正能量，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治理服务。介入、改变外部现实，一直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了光辉而灿烂的中国诗歌文化，只有充分发挥诗词的社会功能，使其成为反映社会发展、表达人民情感、启迪人们心灵、传承历史文化、推动文明进步的载体，诗词才能具有不竭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流传千古的诗作，无一不是弘扬正能量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在流离失所的生活背景下创作的。不仅表达了杜甫对个人命运的无奈和悲哀，更展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通过对自己贫困生活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人民的苦难，展现了杜甫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怀。再如清代郑燮的《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流露出对贫苦百姓的浓浓关心，展现出诗人对百姓真挚而执着的人道主义情怀，因而，流传至今。当然，这里强调诗词弘扬正能量，是在强调诗词创作艺术性的基础上来说的，并不是要用政治口号来代替诗词创作，更不是要求写“假大空”，而是要做到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二、诗词创作的实践必须坚持“两创”原则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两创”原则为诗词创作实践指明了方向。从《诗经》开始，中国的诗词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如何运用好、发展好这一文学样式，是开展诗词创作的根本前提。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从诗词来讲，无论是古体诗、近体诗、词、曲，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产物，至今为人们所喜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形式（韵、格律等）、内容（包括主题、意象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果不与时俱进，盲目照抄照搬，无异于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如诗歌创作要追求“意境”。意境通过意象呈现，意象又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物”。问题是，古今时空环境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活中的意象早已改变，即便是相同的意象，所承载的意境也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因此，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新诗，都在寻求和建构自身的美学风格和修辞范式，也都需要不断突破成规，获得新的创造性力量。诗歌的历史是人类语言和人类精神的历史，它们都处在不断创造、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要求。如从内容上看，我们要凝聚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就要求诗词反映当前的火热的生活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能脱离实际纯粹地吟风弄月。这就要充分吸取古代诗歌中具有人民性的内容和现实主义的传统。扬弃借鉴古代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作用。从语言上看，现代是白话文，且语音也发生了变化，对于押韵和平仄都产生了影响。而古代格律诗，讲究平仄、押韵、对仗，甚至用典，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的同时，按照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造，用新韵取代旧韵，用新的意象补充旧有的意象（如红绿灯就是新的意象，表示通畅和阻碍等），用新的典故充实旧有的典故（如1934年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半条被子”的典故，“窑洞对”的典故等）我在《七律. 百年颂歌》中有“野风鼎损寻全策,夜雪人寒送半衾”一联，就尝试用了“半条被子”的典故。习近平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因而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此外，我们要克服诗中唯古律是尊的倾向，似乎除了近体诗就没有诗了。马凯同志曾经说过，“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古体诗和自由体新诗，都是诗，只是诗的文体不同。就某一种诗体的具体诗篇而言，有好差之分，但就不同文体而言，没有高下之别”。诗经、离骚、古风等诗的形式，都是宝贵的优秀遗产，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利用。冯亦同先生的《和平宣言》就是采用四言诗的形式，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对于诗词来讲，我们除了对格律诗进行转化外，还要进行创新发展。现在有人在格律诗上，又机械地翻出过去陈旧的框框（如所谓的“四平头”等）或制定出新的框框（如诗句中不能重字等）来进行所谓的限制。这些是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古人制定诗词平仄的精神实质和写诗表情达意的本质要求。古人之所以有平仄要求，就是为了吟诵时声韵抑扬顿挫，富有变化，产生美感。了解了这个本质，我们完全可以对格律诗进行创造性发展，用当代的语言，创造出富有变化的新的格律诗歌样式。从历史上看，闻一多先生早就曾提出过“诗学三美”，分别是“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强调“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绘画美”强调词藻的选择要浓丽、鲜明，有色彩感；每一句诗都可以形成一个独立存在的画面。“建筑美”强调“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其主要目的是在诗的内容和诗的格式上都拥有美。在当前，我们可以继续探索，创造出符合当代语言韵律的新的格律诗样式（包括律句和绝句）。至于诗句中能否重字，也要具体分析，切不可一刀切，以辞害意。古诗中重字是很常见的。从用韵上来讲，目前已经制定出《中华通韵》，这是根据国家法定的标准语言规范拟定的，并已由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施行，应当成为今人用韵的标尺。格律诗没有规范也是不行的。

三、诗词创作的成果必须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习近平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这对我们诗词创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有人说，“作者是厨师，读者是食客，厨师手艺如何，最有发言权的是食客，讲的就是要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写诗填词如果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大众，很容易或无病呻吟，或自娱自乐，或食不知味，或不知所云等等，不一而足，难以引起人们的思想震撼和情感共鸣，何谈精品力作之有”，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目前在诗词创作，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一些所谓新体自由诗歌，天马行空，意象繁杂，毫无关联，晦涩难懂，令人看了不知所云，而这样的诗歌竟然占了一些杂志的大部分篇幅。试想别人看不懂的诗歌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们要借鉴古代优秀诗人“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创作方法，创造出意象鲜明，生动活泼，哲理深刻，回味无穷的好诗。像白居易那样创作出来的诗“老妪能解”。在此，也要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诗词欣赏水平，开展诗教活动。在这方面，央视科教频道《中国诗词大会》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毋庸置疑，诗词在当代是“小众之小众”的文化。尽管有资料表明，全国百分之百的省（区、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市、百分之六十的县都建立了诗词学会，会员增长很快，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村镇、部队成立了各种诗社，诗友数以百万计，每年创作的诗词数以十万计，远超过《全唐诗》的五万首，但这与当前我国14.1亿的人口规模相比，比重还是很低的。孔子将诗的社会作用总结为“兴观群怨”，其中，“群”就是交流思想情感、交换见解看法和实现社会交际，诗词之所以仍摆不脱“小众之小众”的处境，根本的问题出在了“群”上。传统文化的衰落、低俗文化的冲击，尤其是主流文化语境的巨变导致诗词“群”的功能极度衰落。“兴”“观”“怨”一旦失了“群”，便失去了承载，失去了从个体精神转化、扩延为社会精神和公共文化的可能性。当下诗词传承发展的关键便是如何实施“扩群”。在此，我们不仅要着力提高群众的诗词欣赏水平，也要扩大诗词创作的群众基础。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歌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大力开展群众性诗词创造活动，在鼓励诗歌走向大众的同时，引导人们提升美学素养，鼓励创作者提高作品质量，让中国诗歌从“高原”迈向“高峰”。特别是在当前人口老年化阶段，开展“诗词养老”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总之，只要我们把传承、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当作事业来干，就一定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弘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王国钧，南京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南京文心诗社社长，